穆青
在北京香山公园南麓的半山腰，有一幢著名的双清别墅。几十年来，双清别墅因其苍翠的竹林、遮天蔽日的银杏、挺拔的松柏和古朴的建筑，吸引了无数游人的目光。由于毛泽东主席1949年初入北平时，曾在这座别墅里小住过数月，并在此指挥了百万雄师过大江，这段辉煌历史使得双清别墅拥有了一层“革命圣地”的深意，也成为了几乎所有相关旅游解说词的宣传焦点，而其在1949年之前的那段同样辉煌的过去，却被彻底淹没在岁月的长河里。
事实上，双清别墅的真正得名应归功于一位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熊希龄(1870~1937)，这位被称为“近代慈善之父”的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还曾担任过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1917年，熊希龄在香山创办了香山慈幼院，并自任院长。双清别墅，就是熊希龄创办慈幼院期间，在香山为自己建造的住所。
慈善生涯
熊希龄，1870年7月23日生于湖南凤凰古城，字秉三，天性聪慧，人称“湖南神童”。熊希龄15岁中秀才，16岁应乡试，中举人，次年中贡士。19岁中进士，21岁时考中翰林，光绪帝曾在他的考卷上批道：“笔摇五岳，气行全球，横五大洲，杰作也。”
青年时期的熊希龄因受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的影响，力主维新立宪。1897年，熊希龄与谭嗣同等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任总理；后参与创设南学会，创办《湘报》，并积极开展变法维新运动，也因此遭到了清廷的“切齿痛恨”。
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搜捕维新党人，熊希龄险遭跻身“戊戌七君子”，所幸因病逃过一劫。时务学堂及《湘报》被迫停办，熊希龄也受到“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惩处。后应常德知府朱其懿之聘，主办常德师范讲习所、常德西路师范和常德中学，培养了宋教仁、林伯渠等一批高材生。
后来形势发生变化，当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时，熊希龄经赵尔巽推荐出任参赞，赴日本考察教育及商业情况，1905年又赴欧美等国考察经济发展，受教颇深。返国后任东三省农工商局总办、奉天盐法道、东三省财政监理官等职，逐渐有了“理财能手”的声誉。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熊希龄担任财政总长，接着又改任热河省都统职务。1913年，北洋军阀和进步党人士一致推选熊希龄为政府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于是，熊组织起了当时一批有影响的社会名流入阁，后被人们称为“第一人才内阁”。但没到半年时间，熊便与当时企图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决裂，辞去内阁总理和财政总长的职务。此后，熊希龄便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社会慈善救济事业。
民国时期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各种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的社会灾害，摧毁了一个个普通百姓人家。此背景之下，赈灾成为了熊希龄慈善事业的重要内容，只要某地发生灾情，熊希龄便会尽可能赶往施救，帮助灾民早日脱离苦海。他先后主持了顺直救灾、北五省救灾和湖南义赈等一系列大型灾赈活动。
在熊希龄的慈善生涯中，尤以1917年的顺直救灾最为著名。在此次赈灾活动中，北洋政府忙于争权夺利，不顾人民死活，所拨赈灾资金极其有限。熊希龄却向全国发出“为天津灾民请赈电”，并将家中旧衣改缝一百套捐给灾民，另捐款500元，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十几天内，社会各界捐助的旧衣旧裤达133000多套，赈款达200万元。他还联合梁启超、范源濂、汪大燮等人共同发起水灾游艺助赈会，“征集物品、出售彩票，以所得票资尽数充赈”，并凭借个人声望，向外国洋行借款数百万元，作为救济专款。此外，熊希龄还发电请求唐山、开滦等地矿物局捐赠煤矿5000吨，要求北洋政府为赈灾提供诸多便利，碍于形势，北洋政府被迫应允，以工代赈计划由此得以实施，拯救灾民达500万之众。
幼教模范
说到熊希龄一生的成就与贡献，最不得不提的就是由其亲自创办的香山慈幼院。
1917年，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负责的女红十字会与北五省灾区协济会在北京郎家胡同合办了一个灾区儿童临时教养所，共收男女儿童300余名。1920年赈务事竣，100多名儿童被各自的父母领回，剩下200多名孩子无人认领。于是，熊希龄决定设立一所慈幼院，以“教养孤贫失学之男女儿童，使有适当之智能道德，俾可谋生于社会”。这就是后来驰名一时的北京香山慈幼院的由来。
在熊希龄的主持下，香山慈幼院推行学校、家庭、社会“三合一”的教育理念，即儿童在院中不仅能得到收容，更能得到相应的教育和培训，掌握一些谋生技能。同时，慈幼院的体系制度也颇具特色：首先是教养兼施；其次是孤贫儿童免费教养；最后是建立了一个从婴儿园、幼稚园到初小、高小、初中、高中的健全完整的教育系统。
此外，慈幼院还贯彻为乡村服务、为平民服务、为农业服务、为社会服务的办学方针，在办学方法上特别讲求实用和收效。具体说来表现为四种主要特征：一是注重职业教育；二是注重实际训练；三是注意儿童社会化习惯的养成；四是注重学生能力和才能的培养。
在上世纪2、30年代的中国，香山慈幼院的教育模式取得了引人瞩目、举世公认的成效。据当时的报纸透露：1929年7月初，美国记者参观团赴香山慈幼院参观，称赞它“较之美国所办幼稚学校有过之无不及”，希望创办者“本奋发之精神，时时努力，以作将来世界幼稚教育之模范”。
在办学过程中，熊希龄真心地把自己当成贫儿的父亲，为办好香山慈幼院，他竭尽心血，亲自撰写院歌、标语，对每一位院童都关怀备至，四处忙碌奔波，募集院款。1932年，他更是将全部家产都捐献给了救助儿童的慈善事业。
在慈幼院开办之初，最大的困难在于贫苦儿童多是带病而来，头癣、疥疮、眼病、肺病、痨病是他们的普通病。熊希龄即与朱其慧商议，再办一个女红十字会香山医院，专门救治这些孤苦儿童。
9·18事件爆发时，熊希龄已是花甲之年，他不顾年老体弱，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发布抗战宣言，同时设立医院，救护受伤官兵，并设立公墓，安葬阵亡军民；长城抗战时，他又奔赴前线，组织救护队，救死扶伤；淞沪会战时，在隆隆的炮火声中，他率领红十字会会员，偕妻穿行于伤兵难民之间；上海沦陷后，他辗转来到香港，计划由此转车回湖南故乡，结果因操劳导致脑溢血猝发，后不幸逝世，享年69岁。
尽管熊希龄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七十余载，但后人并没有遗忘这位毕生致力于慈善事业的先辈。2010年5月17日上午10点，北京香山熊希龄墓园内，百余位香山慈幼院的校友和香山文化部落的部分成员齐集一堂，共同缅怀“慈善之父”——香山慈幼院创办人熊希龄先生，并呼吁恢复香山慈幼院的办学理念。
熊希龄作为一位饮誉世界的大慈善家，不管是从贡献而论，还是从知名度而论，在中国近代的慈善家中，都无人能出其右。而当我们拨开历史重重的迷雾，试图追溯他曾走过的慈善道路，解读他的慈善情怀时，或许能从他自己的一段话中找到答案：“我在世上什么事都经验过了。我觉得总是悲观的。政治的罪恶，是不消说了。就是实业呢，我也曾入了股。我觉得经理人都不是拿良心对着股东的，所以我也灰心了……我只缩小范围，办我的慈幼院，这些孩子都是真心地爱我，把我当他们的父母，我却把他们当我的儿女，成立我们这个大家庭。这便是我的终身志愿了。”（摘自 《中国慈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