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积善成德的慈善家为数不少，但是能高瞻远瞩、知行结合而兼济天下的“大慈善家”却并不多见。近代浙江上虞的经元善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

　　（一）传统慈善观下的济民

　　相对而言，经元善早期受中国传统慈善观念影响较深，因果善报、积德荫子的思想渗透在他的义举之中。19世纪后期，社会动荡，民生艰难。经元善关心民瘼，在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下早年就从事了大量慈善活动。

　　1866年，他出任上海同仁辅元堂董事。此时，他以绅商的财力和慈善家的懿德竭心尽力济民助灾，其善举如恤嫠赡老、赊棺助丧、施医给药等等。1877 至1879，北方连遭大旱，一时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经元善闻讯后立即与李麟策、瞿世仁等人共襄慈善，不久成立上海“公济同人会”，并开展义赈，募捐善款。然而“义”“利”不能容，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不久经元善决定停歇其祖业仁元钱庄，就地创设上海“协赈公所”，联合苏杭等地的江浙绅商举办义赈。同时，为广而告之争取跟多慈善力量，他还在《申报》上屡发文告，广泛劝说人们捐资赈灾。一石激起千层浪，义赈之举产生了广泛影响。

　　经元善个人乐善好施，又精于经实之务，其善行以独特的形式产生了广泛影响。

　　首先，经元善开创了有组织、有规模的“义赈”活动，提倡官赈义赈相结合。“义赈”即民捐民办，由民间自设机构进行慈善救济。清朝以前，官赈为主导，但是清朝后期吏治腐败，灾荒频发不辍，官赈难以为继。于是，经元善开始在上海协赈公所竭力推广义赈，救济灾黎。在他的主持下，义赈活动不仅有组织性和计划性，且克服了官赈中饱私囊的弊端。但后来义赈来源被官捐邀截，义赈日渐寥落。经元善又提出官义赈合举，以官赈之名行义赈之实。官义合而为一的慈善救济法取二者之长，效果良好。

　　其次，经元善的慈善活动突破了宗法和地域限制。经元善在上海成立协赈公所作为上海绅商义赈的常务机构。随后，苏州、扬州、镇江、杭州筹赈公所相继成立，并以上海协赈公所为中心，相互联系。此后，经元善加入洋务运动，义赈活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募捐之人，上至达宦富绅，下至仆隶编户，远至隔重洋的爱国华侨。同时，赈济对象不再局限于某个地域，而跨越省区，并不断向外扩展。这种“善固不择人而为与，亦不择地而出”的义举突破了地域限制，挣脱了宗法家族观念，推动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二）近代公益思想下的救世
 
　　经元善早年在上海董理过各种善堂，维新运动后对慈善活动有了新的认识，他看到了传统慈善机构重养轻教、惠泽有限的弊端，深知“善养以博施济众为极功”。那么善举如何才能惠广泽远呢？

　　首先，提倡养教并举，从一身及至一家，从一时及至永久。

　　相比较传统的临时性募捐和赈灾，经元善提出从源头遏制灾害的发生。他曾在直惠雄县实地探视灾情时说道：“不办河工，放赈是无底之壑，久而久之，难以图存。” 所以他明确提出：“作为天下重地的畿辅，水利系救灾急务。”经元善还批评清朝官员“专务堤工”的荒谬作法，一语击中要害。善行由灾后赈济转向灾前防御，这是经元善对中国慈善事业的一大贡献。

　　创立农工学堂。1898年夏，经元善试图在家乡创办农工学堂，并规定凡来学艺的人都不收学费，只要学成之后义务担任相应的教习就可以了。工艺院教成一艺，则一身一家永可温饱，而且可以以技术再教人，惠众广泛。这种授人以技能的做法弥补了传统慈事业只养不教的不足，有助于从根本上救治社会。

　　兴办女学。经元善认为中国无法振兴归咎于二千年女学不开，他强调女学堂之教人以善与赈济均属于善行义举，应推而广之。1897 -1898年间，经元善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女学堂，开创了中国自办新式女子教育的先河。当时《新闻报》等多种刊物都称此举为“最大之善举”。

　　其次，热心“开风气、正人心”的慈善公益活动。

　　到了1894年，义赈蔚已风，经元善不慕名利，从义赈活动中激流勇退，转而寻找更能普惠于民的事业。经元善想在家乡创办劝善看报会等慈善公益活动，以使民“不出户庭可知天下”、“识时势亦明义理, 除僻陋并革浇漓”。 1898 年，浙江余姚、上虞两县在原有继善公所等善堂基础上成立劝善看报会。此外，经元善还参加革除社会陋习的活动，在维新变法期间，与梁启超等人发起创立不缠足会等等。这种阅书看报会社和不缠足会虽与原来的慈善团体存在着联系，也视之为善举，但已是带有近代性质民间公益性机构了。(转自中国社会报）